返回主站|会员中心|保存桌面|手机浏览

重塑国魂

一百二十年前,拥有着强大工业能力的美国,急需向全世界展示它的力量;一百二十年...

同类作品
  • 暂无相关作品
首页 > 章节列表 > 一三三 风满楼
章节列表
一三三 风满楼
发布时间:2019-08-12        浏览次数:0        返回列表
从六月以来,中日两国围绕着从朝鲜搬兵的问题开始了频繁的交涉。在这场交涉中,由于李鸿章一心想“保全和局”,而清朝中枢内部又和战两歧,难以对朝鲜问题制定出正确的方针,因此,交涉的结果只能对日本有利,使它赢得了动员和部署兵力的时间。



集军事外交重责于一身的北洋大臣李鸿章,对日本的情况既不真正了解,对整个形势也缺乏正确的估计,所以在朝鲜问题的处理上处处桩动。起初,当朝鲜政府乞援时,他采纳了袁世凯出兵朝鲜的建议,对日本“必无他意”的口头保证毫不置疑,并未料到日本会派遣军队进入朝鲜。及日本已经出兵,他先是于六月七日要求日本只派少量军队.九日,总理衙门即以此意照会日本驻北京临时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。十二日,小村复照总理衙门,断然拒绝无须多派军队的提议。其后,日本继续增兵不已,李鸿章始感到事态的严重。于是,中日双方开始了历时近一个半月的交涉。



六月十二日,日本大岛棍成旅团先遣部队抵仁川时,大岛义昌少将率混成旅团第一批部队业已出发,正在驶向仁川的途中。此时,汉城非常平静,日本突派大军压境,颇引人注目。各国驻汉城公使对日本的举动无不吃惊,而且持有异议。正是在这种外交的压力下,大鸟圭介才主动同袁世凯商谈双方撤军问题。到十五日,谈判进入实质性阶段,即就分批撤军的问题取得了一致的意见,只差双方互换公文了。事实上,早在两天前,大鸟已经接到了陆奥宗光的电令,不仅反对从朝鲜撤军,而且明确指出:“关于对朝鲜将来之政策,日本政府不得已或至采取强硬之处置。”撤军谈判进行到第五天,便由于日本正式提出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方案而宣告失败了。在谈判中,李鸿章坚持两国同时撤军的原则,应读说是公平合理的。但是,由于他未能觉察日本蓄谋挑起衅端的野心,所以在原则行不通时未能采取适当的策略。在此期间,朝鲜政府曾先后照会日本和中国要求撤军。如果中国在双方撤军谈判失败的情况下,宣布根据朝鲜政府的要求而单方面撤军,未始不是切实可行的措施。因为日本当时已经在外交上处于不利的地位,如果中国军队一旦撤离朝境,那末,它不仅在外交上更加孤立,而且想把清军拖住的阴谋必然破产,其精心策划的所谓“共同改革朝鲜内政”方案想提也提不出来了。所以,在此阶段中,李鸿章保全和局的想法不见得全错,是无可厚非的。问题是他未能洞察奸谋,及早采取相应的策略。果真如此的话,日本尽管还会玩弄各种花招,但要想急于挑起衅端则势所难能了。



六月十六日,日本政府在使双方撤军谈判破裂之后,向中国提出了所谓“共同改革朝鲜内政”方案。日本之提出此案,是想既把清军拖在朝鲜,又使日军赖在朝鲜不走,以达到进一步挑衅的目的。在此阶段中,李鸿章和总理衙门皆据理驳斥日方提案.李鸿章同意驻日公使汪凤藻关于“中倭皆不干预韩政,惟劝韩自行清厘”的意见,认为“尚是正论”。并断定日本“以重兵挟议,实欲干预韩内政,为侵夺之谋”,已看出了日本的浸略野心.他还指示袁世凯:“任他多方恫喝,当据理驳辩勿怖。”总理衙门也告诫日本:



“朝鲜有其自主之权”,“不得对其内政滥加干涉”。在谈判中通过斗争来保全和局,坚持了原则立场,这无疑是正确的。但是,对于日本决心挑起战争这一点,李鸿章并无充分的估计。他不是加强战备以保全和局,而是用绥靖手段以求和局,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。六月十七日,汪凤藻致电李鸿章提出增兵的建议:“察倭颇以我急欲撤兵为怯,狡谋愈逞,其布置若备大敌。似宜厚集兵力,隐伐其谋,候余孽尽平,再与商撤,可望就范.”李却复电曰:“日性浮动,若我再添兵厚集,适启其狡逞之谋。因拟必战,殊非伐谋上计。”十八日,袁世凯亦致电李鸿章,“日廷意在胁韩,大鸟不能自主,难与舌争。似应先调南北洋水师迅来严备,续备陆兵。”建议加强军备,不可单靠口头上的交涉。李鸿章也只是命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添调数船住仁川,以“聊助声势”。对于汪凤藻、袁世凯二人加强战备的建议,他致电总理衙门阐述己见说,“汪、袁皆请添拨重兵。鸿思倭兵分驻汉、仁,已占先着。我多兵逼处,易生事,远扎,则兵多少等耳。叶驻牙山,距汉二百余里,陆续添拨已二千五百,足可自固,兼灭贼。我再多调,倭亦必添调,将作何收场耶?今但备而未发,续看事势再定。”李鸿章在已觉察日本怀有“侵夺之谋”的情况下,不作军事上的充分准备,以立于不败之地,而想依靠外交上的折冲尊俎来保全和局,当然只能是一种幻想.到六月二十二日,日本政府发出“第一次绝交书”,强硬地表示:“设与贵政府所见相违,我断不能撤现驻朝鲜之兵。”李鸿章的这一幻想也就破灭了。



六月二十一日,日本举行御前会议,决定向朝鲜继续派出第二批部队,并撇开中国而单独胁迫朝鲜政府“改革内政”。日本挑战的意图已经暴露得相当充分。当时,日本方面虽百般威逼,朝鲜政府仍严正指出:日本“严限实行改革的日期,不免有干涉内政之嫌。”并表示:“内政改革一事,须待贵军撤回之后,我政府可实行之。”拒绝了日本以高压手段强勒“改革内政”的计谋。此时,清政府主要依赖列强进行调停。在朝鲜,袁世凯与大鸟圭介的交涉已告终止,在北京,总理衙门与小村寿太郎的谈判表面上述在进行。先是七月四日,小村至总理衙门表示,“愿两国相商,不甚愿他国干预,以免日后牵制。”并说明“已按其外务电,予以商议之权,日内必能开谈”。其后,总理衙门与小村进行了两次会谈:



第一次会谈是在七月七日,中目方面参加的有奕劻、孙毓汶、徐用仪、崇礼、张荫桓五人,日本方面则由小村寿太郎携书记官兼译员郑永昌参加。其主要对话如下:   小村:“对于此次事件,如贵我两国不速开协商之端绪,恐日益受他国之干涉,此应为特别注意之事。”   孙毓汶:“贵政府对此事更应提出办法,我政府希望据此与贵署大臣达成协议。”   小村:“目前自朝鲜撤出两国兵员,乃谈判开始先应议定之事项。即对于搬兵之方法和时间进行必要之协商.此点仅供贵王大臣参考,故明言之。”   孙毓汶:“如同意以此为协商之第一项,本大臣亦表同感。”   奕劻:“早者明日,迟者亦不过后日,可答复之。”   小村:“此事急需处理,希望至迟后日必须答复.”



日本政府早就否定了中国提出的双方撤军建议,并决定制造决裂的口实,小村对此不会不知道,而他却主动提出再议撤兵问题,显然是有意地引中国上钩。奕劻、孙毓汶等误认为是列强调停奏效,欣然应诺,结果大上其当。



第二次会谈如约在七月九日举行,双方的参加人员未变。其主要对话如下:   奕劻:“望贵我两国进行协商,迅速结束此事。然而,目前两国派出众多兵员,一则使各国产生种种疑虑,难免会有来自他国的多方干涉;二则恐两国军队发生意外冲突,遂有破坏两国友好之悬念,故贵我两国谈判前互将兵员撤回,乃当务之急。”   孙毓汶:“顷接朝乱已平之报告,故两国兵员已无驻扎之必要。两国先将兵员撤回,然后再协商善后之策。盖两国撤兵乃执行《天津条约》之明文也。”   小村,“朝鲜目下安宁,然明日难期.一旦两国搬兵,乱必再起。故我政府力求两国充分协议,以绝乱源。谈判之始先商撤兵一事,亦为实现日后不再出兵之切望也。”   孙毓汶:“贵我两国政府根据《天津条约》而出兵,业已平安朝乱。今国王既请求撤兵,责我两国亦应遵照《天津条约》之明文,约定日期共同撤兵,是乃恰当之处置。”   小村:“在事情未定之时,我兵员决不撤回。”   孙毓汶:“目前两国出兵朝鲜,引起各国种种猜测,以至试图干涉之。为消除此患,惟有速撤两国之兵。况且撤兵之举,井非不再谈判。第一步先行撤兵,然后两国就劝告国王改革内政事进行协商。”   小村:“如此,为免于误解,本官可将贵王大臣意见之要点重复如下,现今朝鲜内乱业已平定,根据《天津条约》之明文,日清两国所派兵员应各自撤回。且两国驻兵朝鲜,亦有引起他国出兵之虑。因此,谈判非于撤兵之后难以进行。”   徐用仪:“如是,无误。”   奕劻:“接到贵政府对我政府意见之回电后,望速报知。”



在这两次会谈中,中国方面都以避免他国出兵为词,强调两国撤兵的必要性。而日本方面需要的只是挑衅的口实,不是用道理可以使其转变立场的,其结果也就不难预期了。   到七月十四日,日本驻北京临时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送来了日本政府的照会,内称:   “查朝鲜屡有变乱之事,从其内治纷乱而来。我政府因念今俾该国能更正内治,绝变乱于未萌,莫善于两国戮力同心者,缘两国之与该国所有关系原常吃紧也。乃将此意提出清国政府,讵料清国政府定然不依,惟望撤兵,我政府实深诧异。近闻驻京英国大臣顾念睦谊,甚愿日清两国言归于好,出力调停等语。但清国政府仍惟主撤兵之言,其于我政府之意毫无可依之情形。推以上所开,总而言之,清国政府有意滋事也。则非好事而何乎?嗣后因此即有不测之变,我政府不任其责!”



这就是陆奥宗光的所谓“第二次绝交书”。其中,不仅断然拒绝了中国提出的双方共同撤兵的正当要求,还倒打一耙,预将挑起战端的罪责推给中国。清政府“始则假俄人为箝制,继则恃英人为调停”,幻想依赖列强折冲调停,到此终于落空。

在此阶段中,李鸿章对俄国的干涉抱有很大幻想,故在军事上仍不积极准备。这与光绪皇帝的态度适成鲜明的对照。六月二十五日和七月一日,光绪曾两次谕李鸿章加强备战。但是,李鸿章认为日本决不会先开衅,仍不积极进行部署.六月二十九日,丁汝昌请战,提出:“各舰齐作整备,候陆兵大队调齐,电到即率直往,并力拚战,决一雌雄。”七月初,叶志超有移军水原的建议。在此以前,袁世凯也曾提出:“不妨先播进汉声势,而不必遽进,看其如何变态。”不久,汉城即风传聂士成“准备以谒见为名,率二千大兵入京”。大鸟圭介听说后,异常惊慌,准备制止,如不听其劝告,“即以武力相拒”。而陆奥宗光回电则称:“可进行劝告以制止其入京,但不可使用武力。目前英国正在两国间进行斡旋,非到万不得已时不可使用武力。”可见,当时如果清军及时增派兵力,在军事上争取主动,不失为可行的办法。而李鸿章却认为:“与日相逼,日转有词。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,非恃强所能了事,仍望静守勿动。”及到七月十日,聂士成请求“撤队内渡”时,李鸿章又未能当机立断,再一次失去了撤军的大好时机。既不加强战备,从军事上争取主动,又不能及时撤军,从政治上争取主动,而是迁延不决,愈来愈陷于被动,这不能不说是李鸿章的极大失误。



七月十五日,即日本发出“第二次绝交书”的第二天,光绪皇帝颁旨,命户部尚书翁同龢、礼部尚书李鸿藻,与军机大臣和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会商有关朝鲜问题的对策。十六日,中枢诸王大臣会议。会议间,翁同龢,李鸿藻主张续派军队,而奕劻等持观望态度,因此议无所决。会后,军机大臣以此入奏,光绪大为震怒,严责上次办理失当,此番须加整顿,宣示主战之意,“并传懿旨亦主战”。



当天,军机处电寄李鸿章一道谕旨:   “现在倭韩情事已将决裂,如势不可挽,朝廷一意主战。李鸿章身膺重寄,熟谙兵事,断不可意存畏葸.著懔遵前旨,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迅筹复奏。若顾虑不前,徒事延宕,驯致贻误事机,定惟该大臣是问!”



在朝廷的严令下,李鸿章才开始增派军队援朝。此时,主战的空气渐趋高涨。如太仆寺卿岑春煊奏曰:“为今之计,与其后日添防,老师匮饷,縻有穷期,何若今日临以大兵,示以必战?倘该夷自揣理屈,退兵守约,诚国家福.设仍相抗,即以一战,挫其凶锋。”礼部右侍郎志悦亦上疏称:“我若急治军旅,力敌势均,扰冀彼有所惮,不敢猝发。是示以必战之势,转可为弭衅之端。不然,则我退而彼进,虽欲求无衅,不可得也。”井指责依赖列强调停之失当:“全凭口舌折冲,虽俄,英各使逞辩苏张,果能化弱为强,强日人以就我范围乎?”翰林院修撰张謇则上书翁同龢,为“中国之兵狃于庆典,不开边衅,翱翔海上”的情况担忧,提出:“此时舍大张旗鼓,攻其所必救,则朝鲜之事无可望其瓦全。”这些议论,多是批评前此已失机宜,应为亡羊补牢之计,力争在军事上掌握主动权。



那末,清朝统治集团最高层内部在和战问题上的意见是否已趋于一致呢?事实上,此时,中枢的意见并未真正绕一,除翁同龢、李鸿藻外,多数人仍然幻想依赖列强调停,并无主战的决心。



如此首鼠两端,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军事上始终缺乏必要的准备,在即将到来的甲午之战中,如何不败?



何绍明狠狠地将手中的电文揉做一团,而后猛力地掷了出去,纸团划过抛物线,而后落入院中的水缸内,激起一片水花。心中暗暗念道:“这次,不一样了!”

(今日爆发完毕,明日同一时间,继续爆发~)